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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谦称自己不是“翻译家”，因为他一生投身外交事业，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使，但他又与翻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毕竟外交活动是和翻译分不开的，更何况他在延安时期担任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英文译员。
怀着崇敬而又稍带紧张的心情，笔者拜访了他--前任中国常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凌青大使，不想曾经位居要职的凌老却十分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话语不多，语调轻缓，热情的握手让人油然而生亲近感。
凌老是林则徐的五世孙，原名林墨卿，1923年出生于北平。就像他的先祖是位爱国民族英雄一样，当年年轻的凌老在高中时期就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在考入燕京大学后很快加入了地下党组织。1944年，他奉组织之命前往延安，分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外事组，就是在这时凌老开始和翻译结下了缘分，因为他要负责与当时美国政府派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联络、翻译和接待工作。1945年1月，凌老开始了外事翻译，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代革命领袖以及叶剑英、杨尚昆等国家领导人担任英文翻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虽不是'科班'出身，外文水平远不能适应工作需要，但在当时的延安，能说点英文的共产党员真是凤毛麟角，因此只能是矮子里拔高个了。"
1947年，中央撤出延安转往山西，凌老也随之前往，继续在中共中央外事组工作，从事英译汉的翻译、研究工作，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外交工作的第一代干部。
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后，他任外交部美澳司美国科科长。1953年他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担任机要办公室主任和翻译队的队长。一九五四年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担任中国驻罗马尼亚和印度尼西亚使馆一等秘书，研究室主任。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他在外交部历任国际司副司长、国际条法司司长等要职，还出任了首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1980年至1985年5月，凌老继黄华、陈楚之后，成为第三位中国常驻联合国首席代表（permanent
representative）。1985年从联合国卸任回国后，凌老先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任常务副会长，后回福建省任政协副主席。此后，凌老担任全国政协的外事委员会副主任。1998年凌老正式离休。
作为一名资深外交官，凌老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和经历，但他为人谦逊，一再强调自己不是个“翻译家”，实在不适于写入有关翻译家的传记，但正如他所说，“我虽然没有长期搞翻译，但总算也搞了一小段嘛。”因此对于翻译工作的种种，也深有体会。也正因为他长期从事外交工作，辗转于中国与国际的外交舞台，所以比谁都更能体会到翻译的重要性。为此他总结了三点：从中国来讲，没有翻译工作，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近代的革命运动，就没有中国成功的对外开放和四个现代化；从世界范围来讲，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和平，就没有各种国际交往，就没有一个共同繁荣的美好世界的未来。
翻译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体现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社会主义革命思想都是靠翻译从西方引进的。"毛主席的著作里早就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宣言》等许多马列书籍正是靠翻译得以在中国传播。老一代革命家中有许多人都是从翻译的外国著作中吸取营养。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主席就说过："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应该一辈子有饭吃。'"
中国的对外开放同样离不开翻译。对外开放之后，和外界就有许多交流，但交流会因语言不同而受阻，这时就需要翻译这个媒介。"1978、1979年中国对外开放以后，我们就感到翻译人员非常缺乏。一下子参加了很多国际组织和会议，需要大量的翻译，当时能直接用外语对话的人很少，而能承担翻译的就更少了。"因此，缺少了翻译这个媒介，就难以开展对外开放。
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也需要翻译。"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大量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现在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一日千里。这方面我们稍微有一点疏忽，将来都很难办，即使紧追紧赶，花很大力气，也很够我们赶一阵子。……信息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传播非常迅速，这些都要靠各行各业的翻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翻译工作者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无可否认的。"
从世界范围来讲，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和平。"要维护和平，就离不开外交谈判。矛盾要通过谈判来解决，热点地区要降温，也需要大量的外交活动，这些都需要翻译，而翻译的好坏关系重大。"它关系到有关当局对局势的把握，会影响外交政策的倾斜。即使是在联合国，"讨论问题时，各国为了维护各自的尊严，都讲本国语，一切通过翻译，靠匣子里同声传译。所以说世界和平虽然主要决定于军事力量，综合国力的较量，但要想缓和局势，就离不开外交谈判，也就离不开翻译。"
翻译与国际交往的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从世界来看，国际交往、国际交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重要，而且每个国家都把它看作生死攸关的事情。"没有国际交往就很难发展，因此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以及各种思想交流越来越密切，这一切都有大量的翻译工作要做。"当然，现在许多科学家都懂外语。但要把研究成果推广传播，没有翻译是不行的。现在看来人的素质是最重要的。西方许多国家，工人也要接受培训，即使科学家也要继续接受教育。他们学的东西，很快就要过时。知识要更新，要不断地接受新的思想，推广新的科学成果，都需要大量的各行各业的翻译。"
对于翻译与世界未来的关系，凌老是这样阐述的："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上各种交流，也无法启发人的思想，引申一下，也就没有美好世界的未来。……各民族和平共处与和平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和平也好，发展也好，都需要翻译来沟通。没有这种沟通，世界、未来将是一片黑暗。"
或许只有像凌老这样既有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的经历又做过翻译工作的人，才能如此深刻感受翻译的重要性，并把它精辟地概括出来。
凌老的翻译经历主要是给领导人当口译，但他也做过笔译，并译有《经济危机和冷战》等书。这使他既有中英互译的经验，也了解笔、口译对译者的不同要求。对比之后，他认为汉译英比英译汉难，因为汉英思维方式不同，表达习惯不一样，对汉语我们尚且有不理解的地方，要把汉语翻译成地道的外文，就更难了，汉语中有许多俗语、典故是很难翻译成外文的，因为外文中没有这个东西。他举例说当年毛主席讲了一句"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把翻译一下子难住了--怎么译"无法无天"呢？要翻译的话，就得费很多话来解释，因为英文中没有相应的表达法。对于口译和笔译，凌老认为口译有紧迫感，不允许太多的思考时间，要求译者反应要快，而笔译则给译者提供了推敲的时间，所以笔译的译文要力求准确漂亮。因此，笔译好，不等于能做口译，但要考验一个人的外语标准，就得看他的笔译，因为笔译最能反映一个人的外语水平。
不管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亦或是笔译、口译，总有一个评判的标准。凌老引用严复的"信达雅"来说明翻译的几个要素。他认为翻译应该以信为主，信就是要准确。准确之后还要意思通顺，让人家懂，这就是达，达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的。信达之后还要力求雅，雅即译文漂亮。虽只是简简单单的三个字，但只有译者才能体会其中的甘苦。正因为凌老有过翻译的经历，所以他才有这样的感叹"翻译很难。即使做到信也不容易。做到达雅那就更不容易。对本族语文还有好多没有搞清楚，要精通外文，非倾注毕生精力不可。"他举例说，"协商一致"是联合国投票程序决定问题的一种方式，在英文里有两个单词unanimous和consensus与之对应，但它们的意思有差异。前者即一点反对也不能有，后者指可以有点保留，译成中文就难以体现这种差别。所以"信"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要花很大的工夫。"信"尚且不易，更不用说"达""雅"了。尽管如此，也有些翻译做到了信达雅，如"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和"可口可乐"(Coca
Cola)都是音、意皆美的好译文。但是要掌握好这些翻译要素，需要做出艰苦的努力。
有鉴于此，凌老认为翻译者应该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勤奋学习，唯有如此，才能跟得上不断发展变化的语言。此外翻译者要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要有严谨的工作态度，因为"对工作缺少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精神，仅满足于现状，是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的。"尽管翻译工作很枯燥，要受人支使，要忠实于别人，自己不能独立发展，但还是需要一批有螺丝钉精神，有事业心的人来搞翻译，因为翻译"是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世界前途的一件重要工作"，"而且这工作如果不是认真地、长时间地搞，就不可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决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能搞好的"。同时，凌老也充分肯定翻译工作者的工作，他说"我觉得一辈子从事翻译工作也是很光荣的。"
我们正处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正在崛起，而世界也在不断变化。身处这样的时代背景，我们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要抓住机遇推动中国的发展，就必须加强各种对外交流，而翻译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媒介。因此，我们必须正确认识翻译的重要性，不能厚此薄彼，诚如凌老所说："整个世界就像一部大机器，由许多小部件构成，缺少一个小部件机器就不转动了。我们的翻译工作也正是起了小部件的作用，这作用或许比其它的更重要一些。不能说搞外贸的重要，搞翻译的不重要，或者说搞外交的重要，搞翻译的不重要。"同样，只有把翻译这项工作真正做好了，让这个小部件充分转起来，我们国家这部大机器才能运行良好。
参考文献
本文主要参考《中国翻译》1990年第三期上的"谈谈翻译工作"（凌青）。 |
